贫民窟有几个特征，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

第一个特征，就是产权模糊而混乱。

贫民窟是没有门牌号码的，贫民窟建筑没有规划图、没有注册手续、没有归属登记，甚至在官方记录上根本就不存在——谁知道你怎么搭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贫民窟的秩序基本依赖地下帮派。

你想想，最基本的一条，这些私自营建的房子、窝棚根本没有门牌号，没有产权证，你用什么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想过没有，你们全家出去旅游，回来发现屋里住了另一帮人，声称这个房子是他们的，你要靠谁来保卫你的产权？报警吗？警察来一查，你根本没有房产证明，警察要帮谁把谁赶走？

就算你有人在家留守，人家冲进来直接把留守成员揍一顿扔出去，你要怎么办？

你很自然的只能靠邻里守望相助——你帮我防御，换我帮你防御——那么邻居要是受伤致残怎么办？

这势必要求更强力的伦理纽带来保证相互的补偿责任。这纽带不是什么“苍天在上”之类的义气相投，在本质上必须要构建足以强制执行的暴力手段。

因此，哪怕仅仅为了保证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基本占有，贫民窟里也一定会通过互保关系和对互保机制的执行需求，自然诞生帮派。

而且还一定会形成几个帮派，各划一区或者各分一行。

第三个特征，就是贫民窟的持续存在必然要伴随政府腐败和违规。

因为贫民窟经济存在两大优势——第一是不需要交税，第二是不需要合规。这两大法宝会给非贫民区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你想想，你的竞争对手不需要交税、不需要守法，你争不争得赢它？

比如，贫民窟出产一次性纸杯，便宜到不行，是不是全城都自然要用这种纸杯？更不提不用的搞不好会死于非命给别人当榜样，警察追查到底抓到一个身份证都没有的去坐牢又如何，对这位简直和度假差不多。

这两个优势一定会打破当地的商业生态平衡，这就势必意味着当地的政府必须和贫民窟的首领们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某种默认换取贫民窟势力守住某条界限，适可而止。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不痛下决心直接推平贫民窟呢？

其实症结在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些产权都是没有登记的，所以官方很难用“补偿搬迁”手段去分化贫民窟的团结。难道强行给连产权证都没有的人发拆迁补偿？如果张三刚领完，李四跳出来说这房子根本不是张三的而是我李四的，你不信来参观，看是不是我全家都住这？你问问隔壁邻居，邻居异口同声就是就是，跟上回你问张三时的台词完全相同。

那这钱要再给一遍吗？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如果你不给补偿，强攻拆平，那就是直接要威胁贫民窟人民的生存了，贫民们很快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超高密度居住区。

更何况，正如刚才所列举的，贫民窟的生意可绝不仅限于贫民窟，而是凭借其产品和服务伸向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上通朝堂，下通乡野的——这些人往往是另一个地方的老乡，一代代的被带出来“到大城市闯荡”，乡下还有不知多庞大的一个家族乡亲网络。

这在票选制国家，是足以让城头变换大王旗的。

所以，持续存在的贫民窟是吃软不吃硬的，谋求某种妥协已经是可以现实寻求的最好结果。

而恰恰是达成了这样的平衡，贫民窟的选票往往极为稳定的支持已经达成了默契的本地政治世家——否则一旦换了新人，这些默契可能又要消耗不少人命才能重新达成，这都是无谓的成本。

而这些政治世家往往根本就是贫民窟势力的股东——如果不干脆就是老板的话。

其实说到这里，中国为什么只有城中村、没有贫民窟的秘密已经揭露出来了。

首先，中国坚持所有的房产都必须做户籍登记、对居住人口用籍贯制度，暂住证制度做管理，没有的话就会立刻处理，避免了出现这样积重难返的利益团体，从根上避免了给地下帮派生长的土壤。你登了记的房产，再破再烂，你也可以找警察保护，帮派存在的最大理由就自然消失了。

第二，中国实施的是“流官制度”——即主官不能由当地人担任，而要由上级指派，并且坚持定期轮换。这就从根上排除了“地方政治世家”这样的事物。这就导致地方帮派难成大气候，而且一旦过度发育，往往反而会一夜被荡平，迫使它们不能不维持低调和足够的合规性。

其实你细数下去会发现对城市平民窟生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国都存在着针对性的机制处理，所以中国很难出现稳定的贫民窟，即使出现类似迹象的苗头，也很难撑过一两次地方领导班子换届。

而在所谓的票选民主制国家，这类问题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痼疾——哪怕现在看上去没有或者不严重，也很可能会随着某种经济危机而诞生出来，而且一旦成了气候就非常难以去除。

贫民窟是有选票的，很多很多的选票。成了气候，谁也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