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说了句日本人都该死,女朋友和我大吵,说我不该仇视现在无辜的日本人难道我的这种想法真的很极端吗?

告诉你一个判定极端行为的实践标准——

你主张了一种政策,你就是主张了一种政策背后的理论。你立刻就对所有观察者承担了这样一种义务——解释清楚“为什么无论在你的哪位同志眼里,你/你们都不属于这种理论或者这种政策的打击对象”。

如果你解释失败,你就会被观察者判定为极端。

比如你主张“日本人都该死”,你就需要解释你这个会推算出所有日本人都该死的定罪算法是什么。

确定好这个算法之后,你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算法不管由什么人来运用,都不会导致当前当前观察者被判有罪。

为什么要设定“不管什么人”这个规则呢?因为正义具有对象无关性。

一种定罪逻辑如果是正义的,比如“张三杀李四有罪”,那么“张三杀王五也有罪”、“王五杀张三也有罪”。

也就是说,你主张日本人都该死,等于自动的声明——如果某个人根据同一理论可以推算出你的女朋友该死,只要ta套用无误,你将会投下赞成票。

她就会判定你极端。

尽管做这个推算的是张三而不是你,你也将扮演这个理论的赞成者的角色。只要你扮演了这个角色,对于她下判断来说已经足够了。

你的任何主张、任何理论、任何伦理观念,在任何评判者面前,都受到这个实践标准的约束。

不管你自己觉得这理论有多优美、你有多正确、或者你有多坚决的“为伟大理论大义灭亲”的坚定信念,只要你过不了这个标准,你都会很现实的得到“极端”的评价。

而且,我必须提前警告你——这些评判者会冲动,会傲慢、会缺少耐心……ta们很可能给出错误的判断。

但是只要ta们做了判断,哪怕是错的也罢,ta们都会按照这个判断去行事。

比如ta们可能是因为误判,没听你说完,就认定你极端。

但认定了就是认定了,判了就是判了。

决定分手了就是分手了,决定解雇了就是解雇了。

你有不满意、不服气只能去跟阎王、上帝或者马克思讲。

其它部门不受理。

这带来两个直接的逻辑后果:

1)一旦你提出一个凶狠的结论,你就给自己制造了大量警惕的观察者。

这个是全地图范围的超大规模术式,你一广播这个咒语,所有听到这个咒语的对象就自动启动对你的审查过程。

其中,绝大多数人会因为没有精力亲自询问你,而自行在脑海中替你补充一个辩词。这种自己替你脑补的“司法援助辩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当成本低廉,辩护方向一般都是“我们认罪,能不能看在我们节省司法成本的面子上别判死刑?”

也就是说,这些观察者会无声的替你“辩护”三秒钟,然后完成对你的缺席审判,判决结果一般都是“社交流放”——也就是认定“此人不可交”。

2)各种各样的利害相关而又情愿支付这个沟通代价的人——这一般都是至亲好友——会向你提出很多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驳论,几乎肯定会压倒你的应对极限。

这种压倒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这些亲朋好友会提出大量你思虑不周没有发现的有力驳斥。

大部分情况下,因为ta们自己感同身受,往往提出非常有力的、有切实论据的反驳。

一点不夸张,就是言之成理——或者至少以你的能力完全看不出破绽在哪——让你做声不得。

第二种,是这些亲朋好友会提出很多跟他们本人的切身处境根本无关的,脑洞大开的,有时甚至让你感到不可理喻的诡异反驳。

这一方面是因为ta们对你的这些狠话极端焦虑,已经慌不择路,对逻辑严谨性的自我要求自动下调。

另一方面是因为ta们出于对你的忧虑,不但害怕你不能在ta们面前自圆其说,更怕你不能在ta们所想象出来的各种人面前自圆其说。

ta们要替你模拟那些ta们深知根本不会有心情跟你讲道理的对手,希望让你知难而退。

一言既出,你如果不是被爱的还则罢了,如果是被爱的,爱会自然的驱动千军万马,把你这些漏洞百出、左支右绌的鬼话直接踏平。

不光是逻辑上令你哑口无言,甚至在体力上都要让你无力应对。

那些爱你的人自己都克制不了这种冲动。

说白了,所谓的“极端”,就是这种漏洞四出,会轻易被爱在逻辑上摧毁的东西。

能站得住脚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浑然天成,天衣无缝,以至于闻者不恐,爱者不惧。

自然而然的风平浪静,从容不迫。

即使引起忧虑,也是那种犹豫的、不坚定的忧虑,容易凭借有力的论述说服和安抚,重造信心。

这个,就是“极端”的实践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