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德国人(欧洲人)为什么那么傲慢,他们的傲慢来自于哪里?

某种意义上讲,傲慢——无论其真假——的根源总是安全感。

当有人批评你傲慢,本质上就是在说你身上有ta认为过逾的安全感。

你不应该觉得这么安全、这么笃定,所以你不应该如此轻易的拒绝我的建议、我的提醒,尤其是不应该如此轻视我的好感的价值

难道你不担心没听我的提醒而遭遇意外的困难吗?

难道你不担心没听我的建议而对即将到来的困难束手无策吗?

难道你不担心对我无礼——即轻易的否定我的意见具有合理性的可能性——而失去了我的好意,到你束手无策的时候还会孤立无援吗?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应该对这几件事有基本的担心。

哪怕你在事实上、理智上找不到任何可担心的理由,你也应该习惯性的、默认的保持适当的忧虑。

这跟你自己有多自信无关,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可能性的谦卑。

“虽然我自己看不出问题,这不能等效于世界真的搞不出我之前无法想象的新花样,所以我还是要留一些余地。”

在最低限度上,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上即使有十足把握,也不说满话、不做满事。只会对提醒的人、异议的人表示“谢谢关心,我会小心”,而不会说“不关你事,不用操心”。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无常的漫长历史的一种文化回应。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非常清楚即使签了合同、即使获得了承诺,甚至在理论上已经计算完美、规格上做了确切规定,最后的成果也并不见得会如人所料,所以这种恒在的风险意识自然而然的会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

这个习性也自然而然的覆盖了整个东亚文化体系——日本、韩国、越南也不免有这个习性。

但是美欧国家就往往没有。

他们往往就有这种我们东亚人非常不以为然的过度的安全感。

原因其实很显然。

第一是他们的确从1500年至今是历史的宠儿。殖民收益几乎覆盖了他们一切的意外损失,即使发生意外,从总体上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打击。这是一种“富家子弟的大大咧咧”——我不操心,反正我亏得起。

第二是先一步工业化、社会稳定化造成的笃定感。

德国工业和法律体系确实存在很高的成就,以至于德国人确实可以指望签订的合同可以有效执行,以至于不需要做太多意外假设。

你的盒子上标注能承受5吨拉力,那么我就可以相信这个部件确实可以承受五吨拉力,承受不了,我也相信能让你按合同赔出来。如果每个环节都具有足够的可信性、经济性,那么我的理论计算上是严谨完备的,我就可以丢开对其它问题的忧虑。

我没有必要担心理论计算里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这个习惯。

你对我的提醒除非关系到某种确切的计算错误,否则仅仅是凭空的叫我“谦虚点”“小心点”,要我为我计算中不存在的风险来付出与你的社交成本,就为了以备一个我不认为会存在的“不时之需”,我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这种保险费岂不会是个无底洞吗?赚点利润都填进这种“以防万一,还是客气客气交个朋友”上去了。

这个特性,其实在中国渐渐工业化、社会健全化之后也在中国年轻人身上日趋明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老一辈批评年轻一辈傲慢的根源。

这两种态度到底随着历史变迁在将来谁会成为下一个稳态,现在还殊难逆料。

只能觉得人傲慢的一方和总是被人说傲慢的一方自己去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