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讲，傲慢——无论其真假——的根源总是安全感。

当有人批评你傲慢，本质上就是在说你身上有ta认为过逾的安全感。

你不应该觉得这么安全、这么笃定，所以你不应该如此轻易的拒绝我的建议、我的提醒，尤其是不应该如此轻视我的好感的价值。

难道你不担心没听我的提醒而遭遇意外的困难吗？

难道你不担心没听我的建议而对即将到来的困难束手无策吗？

难道你不担心对我无礼——即轻易的否定我的意见具有合理性的可能性——而失去了我的好意，到你束手无策的时候还会孤立无援吗？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应该对这几件事有基本的担心。

哪怕你在事实上、理智上找不到任何可担心的理由，你也应该习惯性的、默认的保持适当的忧虑。

这跟你自己有多自信无关，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可能性的谦卑。

“虽然我自己看不出问题，这不能等效于世界真的搞不出我之前无法想象的新花样，所以我还是要留一些余地。”

在最低限度上，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上即使有十足把握，也不说满话、不做满事。只会对提醒的人、异议的人表示“谢谢关心，我会小心”，而不会说“不关你事，不用操心”。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无常的漫长历史的一种文化回应。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非常清楚即使签了合同、即使获得了承诺，甚至在理论上已经计算完美、规格上做了确切规定，最后的成果也并不见得会如人所料，所以这种恒在的风险意识自然而然的会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

这个习性也自然而然的覆盖了整个东亚文化体系——日本、韩国、越南也不免有这个习性。

但是美欧国家就往往没有。

他们往往就有这种我们东亚人非常不以为然的过度的安全感。

原因其实很显然。

第一是他们的确从1500年至今是历史的宠儿。殖民收益几乎覆盖了他们一切的意外损失，即使发生意外，从总体上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打击。这是一种“富家子弟的大大咧咧”——我不操心，反正我亏得起。

第二是先一步工业化、社会稳定化造成的笃定感。

德国工业和法律体系确实存在很高的成就，以至于德国人确实可以指望签订的合同可以有效执行，以至于不需要做太多意外假设。

你的盒子上标注能承受5吨拉力，那么我就可以相信这个部件确实可以承受五吨拉力，承受不了，我也相信能让你按合同赔出来。如果每个环节都具有足够的可信性、经济性，那么我的理论计算上是严谨完备的，我就可以丢开对其它问题的忧虑。

我没有必要担心理论计算里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这个习惯。

你对我的提醒除非关系到某种确切的计算错误，否则仅仅是凭空的叫我“谦虚点”“小心点”，要我为我计算中不存在的风险来付出与你的社交成本，就为了以备一个我不认为会存在的“不时之需”，我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这种保险费岂不会是个无底洞吗？赚点利润都填进这种“以防万一，还是客气客气交个朋友”上去了。

这个特性，其实在中国渐渐工业化、社会健全化之后也在中国年轻人身上日趋明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老一辈批评年轻一辈傲慢的根源。

这两种态度到底随着历史变迁在将来谁会成为下一个稳态，现在还殊难逆料。

只能觉得人傲慢的一方和总是被人说傲慢的一方自己去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