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总存着一种希望——“我现在所受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不公正的原因在于：

1）或者因为误会、或者因为确实曾经发生的遗憾，评价者对我已经有了成见，这个成见看上去将会永远发生作用，没法解决了。

2）现在的评价者自身有某种无法期待会改变的缺陷。也许是偏执、也许是愚蠢、也许是受到身份立场的强烈限定，但无论如何，ta会因此对我作出失真的判断，而我对这些会导致失真的因素无能为力。

综合而言，我不确定到底是我真的有问题还是对我的评价有问题，所以我需要“干净的样本”来扩充整个评价样本库的容量空间。

原来我得到的是两个60分、两个30分，解决不了了，为了使得整体的平均评价趋向好评，我需要多几个新评价。

比如我扩充四个90分，那么平均分就可以从45分提高到67.5，及格了。还是8个样本平均后的及格。

要是我再“去掉所有最高分和所有最低分”，均分就是75啦。

“交浅言深”，本质上只是为了让新的评价获得与老评价同样的权重而产生的基本操作要求。老评价者知道的东西，新评价者当然得的到基本的全面转述才行啊。只说个三分之一，得到的新评价就不能算有效采样，既不能当分子，也不能当分母，没有意义了。

这样说出来，你们可能觉得好笑，但是问题根本不出在“扩大采样寻求更可靠的平均数据”这个基本方法上。

只要你遵循“以所有知情人对我的平均评价作为自我评价的客观基准来决定自己要如何自我改进”这个基本方法，你就必然的会在发现需要付出重大纠错成本之前进行这种“复查”操作。

这个“复查操作“在这个“以公论作为为代理真理”的思想体系下是完全合理、完全正当，甚至就是正确的。

难道你打开门做生意，做的头三个客人给你差评，你就会关上门重新装修和培训整改吗？

你当然——而且也应该——再多做个几十上百单来等待平均评价。

这有什么不合理和可笑之处？

只要你自己是奉行这个基本实践体系的，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只是“对目前样本库给你的平均评分感到比较满意”罢了。

当这个评价转为令你不满意的时候，你一样会满大街“拉人评评理”，你一定会无法克制的要去扩大样本库，搞一搞更准确的统计。

因为要付出的整改代价如此之大，如此重大的投资，岂能不提前进行“更严肃的调研”？

在这个思想体系下，“扩大样本库”根本就不是错误，“为了使新采样有效而充分暴露数据”也不是错误，要说错误，只有自己在叙述时刻意添油加醋、增删查改、提前筛选调查对象这些隐性的扭曲统计结论有效性的手段才是问题。

至于因此暴露隐私、招来不必要的伤害，这个可以用“我有一个朋友”、“假设有这种情况”、以及匿名交流来技术性解决。这并不是原则性问题。

但是，注意这个一切的总前提——在这个“以公论作为代理真理”的思想体系下。

问题在于——这个总前提是否成立？

“公论”——更不必说由“调查员”（尽管是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不自知的）操纵问卷、筛选调查对象、调整统计算法得出的所谓“公论”，能不能有效的“代理真理”？

认为“能”，你今日笑人，迟早你亦为人所笑。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帮你“避免”。

认为“不能”，你就要找到其他的评价体系来替代这个公论的角色。

如果你找不到，你必定还是要回到这个“最不坏的办法”。

今日笑人，迟早亦必为人所笑。

只要你要靠“样本库”来担当“真理发生器”，这个“洗样本库”的内在冲动，你就不可能遏制。

这就是“尘网”的本质。

凭空扔了它，你的潜艇立刻导航失灵。

想要从此停在太平洋中间水下六十米处，在你的核潜艇上“安居乐业”，你办不到。

只有找到比它性能更好的替代件，才是唯一的解。

只有找到这个替代件，你才能断了这烦恼根源，停止用“无限扩大样本库，再用力洗一洗数据”来替代“重大高风险改造投资”。

洗数据是有成本的，一直洗下去会比“重大高风险改造投资”的成本更高。而你先洗两年，实在洗不过来再投入“改造投资”，你付出的可是双倍。

但你如果数据一不妙就“重大高风险改造投资”，你会经常“先投资建墙，再投资把墙拆了”。

找到替代件，解决对“公论”的绝对依赖，就是开悟的数学原理。

这就是正确答案，不必再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