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幼稚归纳和粗糙解答。邪教多，本质上是一个幼稚的文明对自身问题的不成熟的挣扎。

韩国在尝试自我孵化成一个独立的文明，这是文明在幼年阶段必经的阶段。它在广泛尝试一切不同的对自己社会问题的解释，并且在基于这些解释抛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这个阶段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略有类似——在这个阶段，中国也出现了太平天国、义和团、青红帮、小刀会以及数不清的会道门组织。很多看上去是帮会，实际上背后也有意识形态构建。这些组织对“中国出了什么问题”，有着千奇百怪的理解，更有着各种令你瞠目结舌的方案。

韩国其实也一样。

不要看着韩国似乎是“亚洲新发达国家”，实际上韩国现在还在面对最基本的生存资格问题。“韩流”只不过是一种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攀附之作。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韩国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化，更不必说自己的文明。

韩国没有自己的启蒙思想家，没有自己的伦理体系，没有自己的国家信仰，也没有自己的国家理想。韩国甚至无法单凭自身力量保持主权独立。看上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水平，但实际上韩国只是接着叶克膜保持着生理体征的早产儿。如果美国衰退，退出亚洲，韩国的整个国本都要动摇。

这种文化的焦虑不但体现在韩国各种出格的“历史创作“上，也体现在这种“幼稚意识形态横行”的症状上。这是历史放在韩国头上的家庭作业，别国爱莫能助。熬得住、挺得过来，韩国这些邪教迟早要迭代出一个主流来。这个最终的幸存者也会成为韩国文化真正的内核。熬不住，挺不过来，韩国几乎不可避免会在未来一百年内重新成为用汉字说汉语的新华夏文明的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分支。

它面对的问题是——它总想靠着嫁接佛教、基督教、儒教……等等成熟的意识形态超个捷径，但却一来拿不定主意，老想搞“统一教”这种没有希望的老把戏；另一方面却又发现上述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成熟度都已经过高，几乎已经没有产生新圣贤的余地。

实际上，出现“圣贤”，由圣贤做出革命性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的阐述，是一个新文明的“受精卵”。要想在几千年发展之后再出现一个新的圣贤去发展出儒、释、基督教的新宗派，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无论是融合流还是新发流，本质上都注定是死路。

但这还好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韩国人的问题。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要拥有独立文明的资格，韩国需要出现自己的圣贤，自己的世界级的、有历史地位的圣贤，这不是指各种各样的邪教领袖或者那些只知煽动斜坡的政客财阀，而是真正足以设立教化的宗师级的圣贤先知。

这份家庭作业没有任何可投机取巧之处，在历史的窗口期内做不到，韩国就会失去独立文化的机会。

就我对韩国文化发展规划的观察，韩国甚至不像对这个问题已有自觉意识的样子。如果有，韩国的文化预算会投入在哲学、伦理学、政治科学这些领域。而不是什么新媒体、电影和大众娱乐领域。

这种宗师首先必须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你不能指望ta出身于某个舞团或者偶像组合。要是孔夫子一开口“yo，yo，check now，父母养育何等重要，做人岂能不忠不孝”，他挨顿揍和被拜为师的概率真不好说哪个大。

只能说，祝ta们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