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你要明白，幽默不是笑话。

笑话是假的，为了防止人当真，往往还要额外加一句“开个玩笑别当真”。

幽默是真的。说的都是真人或真事，它并不是来自虚构，而是来自对事实中存在的荒诞感的敏锐察觉。

笑话是残忍的，只是它巧妙的通过声明虚构，把残忍的对象非人格化了。

因为张三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可以无情的嘲笑ta，讽刺ta，在这种嘲笑与讽刺中发泄自己的攻击欲。

而更聪明的做法，是有人以张三（例如自居“大学问家”的郭德纲自己）或者张三的儿子自居（例如著名的于谦之于于谦他父亲王老爷子）——靠着当事人或关键利害相关人的原谅，而营造了“被接受的攻击”的安全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人们不必因为攻击的艺术而负罪，所以可以享受艺术的攻击本身。

这种从无处不在的道德审视下的解脱感、放松感，是笑话的第一内核。

你会发现在东亚社会的喜剧艺术常常会走这个“虚构人物或由当事人自己预先赦免而实现安全攻击”的路线，是因为东亚社会作为一个高道德压力社会，这个恒在的道德压力是抑郁情绪的主要来源。所以才生成了轻松感和愉快感。

笑话的第二内核，则与幽默殊途同归，这个要先说明幽默的根源。

幽默是真的，是真人真事——或者至少在表演中被确实的宣称为真人真事来对待。

如果你有比较丰富的standup comedy的观看经验，你会发现表演者总是在强调那些事件的真实性。“我在某次约会里遇见”，“我儿子独自在房间”，“有一次我哥和我”……等等等等。

它是在完成一件更为严肃的见证——揭示人类自己的荒诞性和局限性，从而走了另一条路线来解脱人类自己对自己的审判的窒息感。

如此愚蠢的人类啊，你们所认定的仇恨也罢、罪也罢，真的就如你们所想的那么正确吗？

你们为什么要为显然可知必有荒诞的罪名而惶恐不安呢？

在这一点上，笑话如果设计成了观众所嘲笑的当事人自己又同时和观众自身的身份关联——例如郭德纲几乎总是以小人物、平民老百姓自居，几乎无人不能与之共鸣——“其实这个人就是我”。

当笑话的设计采用这个结构的时候，那么这些潜心默照的攻击虽为戏仿、也会同样映射出这样一个事实——是的，被嘲笑的对象是笨拙的、可笑的，但嘲笑着ta（即“另一个我”）的“我们”，又如何不是笨拙可笑的呢？

我们不是心知肚明台下的自己正在循着一种荒诞的、完全非理性的方式在嘲笑剧中的自己吗？

看戏的是我，戏中的也是我。我不能不从两个方向对视，从而看到两个方向上都是荒唐的。

于是，笑话与幽默在此殊途同归——人类以为有罪，就是真的有罪吗？

你们何必那么惊慌和忧虑呢？

一旦潜意识的意识到这一点，每一个凡人都不能不高兴得笑出声来。

这就是幽默的原理。

---

在这里补充一条——刚才说了笑话在嘲笑对象与观众发生身份连结的时候，会与幽默殊途同归。

那么当它故意不与观众身份连接的时候呢？比如剧中的人物是贵族老爷，或者公认的某个道德低劣的恶棍呢？

那种类型的笑话（使用虚构情节攻击虚构人物）或幽默（使用事实情节攻击真实人物），就是讽刺。

这之外还有一个最后的变体——即

使用虚构情节攻击真实人物，这个就既不是幽默、也不是讽刺，而是赤裸裸的迫害了。

你要警惕自己被这最后一种迫害所提供的快感贿赂和收买，因为那是一种共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