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法系以判例法为基本框架，这意味着它有一个天生的“漏洞”——要等到出了案例，才有判决、才形成先例，先例再铺陈成为惯例，惯例再自然形成法律。也就是说，它原理性的要“等到出了事，再就事论事”，在事后再构建对这事的规范。

这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如此，对特殊事务——例如核武器、生化武器这类敏感事务，它也不会坐以待毙。但是范式的影响是基底性的，是极为强大和全面的，它使得“提前干预”成为一个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去证明必要性的特例。而这点成本门槛在存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对抗和阻挠的前提下，常常极难翻越。

等你好不容易翻过去了，该上瘾的早已上瘾、会得癌症的甚至已经死了一大批了。

你想证明吸烟有害健康？be my guest。

你想证明全球变暖？good luck with that。

你想证明ai弊大于利？你猜猜在地下赌场你能在十年内成功证明“这些人的死亡只能归因于ai”的赔率是多少？

“持重派”需要非常大——真的是非常大的——的成本才能对对稍微看上去威胁不那么明显的事务推动事前立法。

这种特性，一个方面说，显然的有利于自由创新——因为这说白了就是一种“只要还没出人命你只管踩油门”——甚至“就算出了人命只要你官司不输就只管踩油门”——的制度。

但另一个方面，就会导致生产关系对新的重大生产力变化几乎只能被动因应，而无法提前主动应对。

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生产关系在生产力面前毫无博弈能力的、绝对的“生产力优先”机制。

同时，由于天然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美国在事实上是信奉“适者生存”逻辑的，也就是社会的极速发展如果导致部分人被淘汰乃至面临生存危险，只要ta们不能通过选票达成多数，就在实际上没有话语权，大众对这些人的义务仅止于慈善救济，是没有理由在法律上对这些失败者妥协的。

这会逼得这些失败者必须用某种形式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发言权——你必须证明你有把事情搅黄的能力，来赢得分蛋糕的资格。

这看上去很蠢，但却是美国文化——或者不如说美国的制度唯一接受的逻辑。

否则你凭着什么可以“无缘无故”的分取我的利润？

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的痼疾，也是他为什么要主张私有制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的实质理由。

只要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个行为逻辑就最多只能稍稍有一些装饰性的修正，私有制保证了生产力的实际拥有者——即知识、市场这两大关键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对生产关系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些人倒不见得不理解生产力巨变导致旧有生产关系崩溃的社会后果。但问题是，这是一个谁先背叛总体利益，谁就将得到奖励，谁顾虑到最后才动手，谁就将受到最大惩罚、甚至可能被市场和时代抛弃的囚徒困境。这不是个人道德所能承受的压力，只会搞出“一边呼吁慎重、暂缓，一边奋勇争先”的黑色幽默。

优点的最大问题，就是总是附带着不可选的弱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甘蔗没有整根甜。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是新的时代问题。

人类不能再按照水母模式，只靠触觉、痛觉和模糊的光感来对世界作出反应，因为我们已经时速八十码，等到石头墙的痛感从触角传来，等到神经团做出所谓的反应，我们将如同一只被大炮发射的蜗牛一样撞得粉身碎骨。

我们必须要开始依赖视觉、听觉和大脑，在五十米外就看到可疑的地面反光，在三十米外就打方向盘绕过令人心神不宁的包块。

而且必须是作为总体、全球一致的协调行动，否则我们可能因为衣角卷入皮带而被活活的绞杀。

别的且不谈，如果下次全球传染病的致死率是10%怎么办？还能指望美国的“领导”吗？上一次新冠所导致的千万伤亡，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美国拥有全球其它国家总和的军事预算，力可抵球，拥有无可置疑的媒体霸权、足以令他国改旗易帜，然而在这样的实力下，却阻止不了碳排放、生态圈的大面积退化，无法解决全球的基本贫困、饥饿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一种何等样的失败？尸位素餐四字不足以形容。

美国在近二十年的全部行为几乎毫无例外的证明它只是一头过度发育的僧帽水母，固然剧毒到能在三秒内致人于死地，但却没有视力和大脑。

它已经用尽了它的机会，已经失去了继续掌握人类方向盘、进行全球治理的资格。

它既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训练，也没有这个天赋，也没有这个自觉。不但先天不足，后天亦无努力，而且实实在在志不在此。

它在乎的只是这个职位带来的假公济私、监守自盗的便利。

全世界会在越来越多的事例中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这一点。随着80迈的人类车轮险象环生的与各种越来越可怕的危机擦肩而过，乘客们会越来越坐不住，要赶在这没有眼睛和大脑的司机把大巴开进悬崖前把它从驾驶座上请下来。

三秒致命，只意味着操作时大家要戴好手套。

AI只是下一个会把昏昏欲睡、尚在梦中的乘客们颠得头碰顶蓬的大坑罢了。

这不是看不起美国，而是水母再优秀，毕竟是水母。说水母不适合开车，这算什么看不起，这只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