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简单的概括中国的治理原则，可以这么看，

中国在传统上就倾向于授予管理阶层极高的权限，然后通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在于防川”、“固国不以山川之险”这类信条来阻止这种超级授权被滥用。

简单来说，一开始就把近乎完全的权力都一并授给你。

第一，从根上避免出现需要这类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时你无工具可用。

第二，也免得一天到晚立法、修法、普法，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第三，避免法律复杂化，变成无数修正案，最后导致老百姓根本搞不清，进而导致能钻法律空子的“知识阶层”对一般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然后再告诉你——理论上你确实可以合法的干出很多天怒人怨的事，乃至于从法律上你没任何罪责，但是你要老老实实地认识清楚，你真的滥用这些授权，等乱象四起的时候，反叛者可不会来跟你谈你合法不合法。所以虽然法的层面给了你授权，但你自己要知道点死活，明白这个稍微滥用就会出现“我这是合法职权”所劝服不了的问题。

而与此对应的，既然这么大的授权都给你了，那就一切你都要负责，一切你都有责任。既然你什么都可以管，那什么没管好当然就要怪你。

而西方的原则则是一开始我就不给政府这么大的权力，让它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等出现了政府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看问题情况给它加一点好了。

这个看上去更“先进”，对老百姓更有“安全感”，但实际上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第一，西方政府因此有了极大的“这个不归我管”的解释空间。

你病死了，关我什么事？你们没给我这么大的紧急事态权啊，你们不是怕我滥用紧急事态，所以不准我这么快的封城宵禁吗？所以你们病死了我有啥失职？

是啊，人家说得有道理啊，不是吗？人家没有得到授权，所以哪来的不作为？

第二，政府真想要的权力，只需要一天到晚吓唬老百姓或者巧妙的利用外部因素，老百姓自然会乖乖奉上的——麦卡锡的搜查权，可以靠讲苏联故事得到；爱国者法案可以靠讲911故事得到；商业制裁授权可以靠讲中国故事弄到。

ta们掌握着宣传机器，你不想授权给我？我们慢慢来，我就不信你就是铁石心肠不害怕。

我想要更大的警权，我大可以让兄弟们多歇几天，等你们自己家玻璃被砸了再跟你聊。你要我抓贼，我就跟你哭我权力不够，我还有厚厚的案例库可以让你无话可说。

简单来说，这种所谓的“安全措施”，其实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就像一把实际上一拧就开的破锁——如果你没这锁，你还会记得屋里别放贵重物品，睡觉别太死，偏偏你看上去还有这么把锁。

其实有这种假锁锁比没有更危险。

第三，通过这种添油式的授权逻辑，资本集团可以充分有效的拖延一些ta们自己不想看到的法律出现。只要高喊“自由”、“限缩公权”的口号，再让民意领袖入点暗股就齐活了。

第四，这种添油式的立法思路，势必导致本来是一块饼的法律，变成了一把碎饼干。一旦碎到一定程度，这些东西就会对一般老百姓变成天书，而对知本集团形成魔法般的优势。大到我可以直接揍你一顿，然而却被无罪释放。

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是西方式的套路，所以很多学法律的业内人士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逻辑本身的问题，只是不假思索的认为“要变成美国那样的强国就要在这方面跟美国一样”。

其实这是不见得的。

东方主义的体系在数学上并不见得比西方主义的思路糟糕。

但你如果认准了只有西方方案是标准，那你确实是会经常吓得不轻的。

简单来说，在中国，个人权利在客观上实际上是被那些“水能载舟”“甚于防川”这样的信条保护的，而不是具体的法条。

中国的法律常常呈现一种这样的风格——只看法条就会觉得“如果官方对我有恶意，可怕得要命”，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官方往往并不会简单因为法律上可以这么干就真的这么干。

可以说，这个尺度是为某些人特意预留的，跟老百姓几乎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