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正在一个不自知的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而且前景并不乐观。

选票民主政治，是有生命周期的。而决定它进入了哪个生命阶段的要素，就是中间选民的比重。

在最初，往往是因为一次战争的大胜——譬如开国之战——新的全民共识诞生诞生。

要么是大败受了国耻（譬如鸦片战争、日本侵华），要么是刚刚大胜，共同奋斗的战友们对共同的理想充满了憧憬；总而言之，社会成员对于“我们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有极大的共识。

这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中间选民”，他们在最关心的议题上几乎完全意见一致——不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肃清残敌”“达成统一”，就是“百废待兴”之类。

因为这个基本情况，参选者的政策差异总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净是些说起来“惊天动地”，其实无可无不可的话题，选谁实在无关紧要。

精英集团实的利益也几乎一致，两位候选人也是大家共同的朋友。

于是中间选民们也懒得费力来选——ta们的共同意愿和ta们的决定性影响力已经在未选之前替ta们选过了。参加竞选的双方一开始就确保了自己不会被中间选民抛弃。

只有一些小孩子们会兴奋的去品尝自己的新权利。其实那只不过是在♥️K和♦️K之间选。

这时投票率就会低迷。

这时事情也进展的快，大家齐心协力，一切都是这么美好。

问题是——接下来的每一轮，新的候选人都在忠实票仓稳定的前提下力求极化中间选民。

当选和不当选的利益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竭尽全力尝试分化中间选民的候选连获得选举资源的资格都没有。

两边的锄头一起挥动，在竭尽全力的开采挖掘“中间选民”这种不可再生资源。

看到问题了吗？

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中间选民在总体上几乎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常要借助某种天意和历史机遇才会诞生，却很难依靠人为的力量去造就。

这个矿，挖完了就完了。

而它要多久就会出事呢？不会发展到中间选民不存在的时候，而是排除掉肯定不会投票的人口之外，剩余的人口里中间选民的比例不再能左右结果的时候。

这时候的总投票率就大概是70%。

如果一次选举总投票率开始逼近70%，意味着未被分化的中间选民的意愿已经渐渐不再值得参选人顾虑了，刺激自己的支持者积极投票，已经比“挖中间立场矿”绝对的更重要了。

到了这一步，保持君子风度就成了一种冒险，“掌握诚实的尺度”已是一种当然的技巧。

两颗子弹、神秘录音带、xx门、xx邮件、突然曝光的笔记本电脑……就会开始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失去了对中间选民的顾忌，竞选的两派的主张也会有巨大的原则分歧，以至于一方被选上，另一方会觉得窒息和绝望。

这其实与经济水平、与外敌带来的安全威胁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选票民主体制逻辑自带的一个天然的“倒计时”生物钟。

就像端粒长度限制细胞的分裂次数那样，选票民主无法摆脱这个生命周期问题。

为什么说美国现在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你们要观察在街上欢庆拜登胜选的美国民众，是在庆幸民主的大难不死，还是在庆幸“民主制度的胜利”。

如果是后者，那么美国的未来国运就悲观了。

本来这一次大难不死，美国人应该意识到ta们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次的胜选，是一次侥幸未能致命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

这就好像一名俄罗斯轮盘赌的赌徒，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而幸存了下来，他在兴高采烈的庆祝“胜利”。

但是枪还在那儿，还有下一枪、再下一枪。

不解决枪，前面只有“失败”和“尚未失败”，哪有胜利？

拜登的胜选，只是给了美国人缓刑，而ta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充分利用这次大难不死，去对整个制度做深入骨髓的反思，去做修宪级别的补救。

这种能量，必须要有极其强烈的“这一次实在侥幸”的幸存感和危急感才能推动。

但美国人民在这最后的喘息之机时在想什么呢？

他们在庆祝“胜利”。

他们在把这一次被幸免的灾难看作一场“看来不需要进行任何修补”的“纠错机制”的“胜利”，which is the worst possible way to go。

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傲慢和自负对此将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机会之门正在关闭，愿天佑美利坚，能在太晚之前醒悟。

我不同意“美国崩溃对中国绝对利好，应该力促其成”这种看法。

我极其不赞同对美国幸灾乐祸。

要击败美国不健康的野心，但不是与美国结成“不共戴天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