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直白的，古往今来得到最多历史事实验证的最“高效”的“基层治理”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宗族，一个是黑帮。

没什么法不法，你不听话就杀了你。我只需要“讲道理”到大部分人觉得我至少比二哥脾气好点、杀人慢点就行了。

要高于这个水平，必须先改变国民财富结构，使得ta们的财富主要是存在银行里、政府记录里的登记信用凭证，而不能是ta们凭武力占有的摊档、田地、矿藏以及凭直接劳动力获取的实物产品。

在财富没有信用化之前，“讲清楚是非”以求“心服口服”，在实际上是操作不了的。

如果这是可以有效的操作的，那么世界各国这几千年的古代史就完全不会是这个面貌——人类的大脑构造在这两千年里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你把李白穿越到现代来学微积分，一样可以211。只要存在这种可靠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成本和效率都要显著的高过“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是不可能在整个古代史都成为所有国家基层治理的普遍现实的。

所以，“靠说清道理调解矛盾”，主要看一条，就是这个基层的财富结构如何。如果是家无余财、手种口吃的地方，那么不要期望太高，基本上一切看肉眼可见的实力——既你的权威来自你展现的武力和使用武力的意志，对方的服从主要是由这些武力的威慑驱动。

表面上是“讲道理讲通了”，其实那只是形式，你所说的“道理”，在对方听过去其实差不多是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如果不接受这个裁决，ta就会让我付出惨痛代价”。

所以，基层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实不是“普法”，而是先建立法治的基础——要先通过经济生态的改变，革新居民的财富形式，让ta们的财富和无犯罪记录、信用记录高度相关起来。

那时候法律的观点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