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是薄情，而是对一个缺少爱的高义务社会发生了被动适应。

ta们走歪了路。

出于某些一言难尽的原因，日本采用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为了快速的构建高功能的社会去应对激烈的时代挑战，日本因为没有时间去等待相应伦理学、哲学和神学的缓慢进步，不自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采用了一种替代方案——直接把一切好的行为明确的规定了出来，指定成了严格而明确的规范义务。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因为等不及学会论心，所以先论迹再说。

你不需要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正当的和正确的，不需要了解何谓正义、何谓道德，你只需要理解“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操作”。

这些操作严格到从大门进客厅需要几个动作、说哪几句话。什么样的身份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在什么情境下要表达什么意思，都有严格的规范性指南。成长成为日本人，就像加入了京剧科班，霸王出场要走七步还是八步，华容道曹操得意要笑几声，像编码一样被千万遍的练习刻进成长的训练里。

这带来了几个致命的后果。

第一，“得体的行为”替代了真正的爱。你不需要爱，你只需要尽“得体”的义务即可。只要你完全“得体”，那么在日本社会看来，你的行为将在实践上与有爱的人无法分辨，而这就已经足够了。

社会和他人只需要你做出得体的动作，那足以让ta们接着念下一句台词，继续完成下一幕的演出。你念完这句台词，配合了这出戏，你的功能已经达到，这虽然不足以和得到爱相媲美，但是已经“够接近得到爱了”。

第二，因为缺少真正的爱作为积极的保证，为了防止消极配合不足以解决问题，日本对这些配合的具体细节做了极其具体的规定。你做不到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你这七十二变只好给你定死。这产生了极其沉重的礼仪负担，让人不堪重负。

第三，这些具体的配合规范成为了人的无条件义务，而不被视为值得感谢的奉献。那些规范规定得如此明确，而且给了你这么多年学习，你做到是应该的，是默认的，你得到的回报就是不被社会集体放逐，被允许继续存在于社会之内，接受社会的滋养。你如果不配合这些要求，或者不管什么原因客观上没有符合这些要求，你失去的不是社会的额外的感谢，而是社会对你的容忍。

爱被降格成了“足够类似爱的行为”，对爱所天然存在的触动和感激，也自然同步降格。做出足够类似爱的行为，不再是一种值得感谢的奉献，而仅仅是可以“暂缓处死”的义务。

第四，这就导致日本人立刻发现——与人交往、建立任何确定的关系，都无形中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和损失。

我一旦被社会认定和你存在任何关系，无论是前后辈关系、上下级关系、邻里关系、恋爱关系、亲戚关系、合作关系……与这些关系相关联的全套规矩都会立刻成为社会拿着放大镜考核的科目。

但承受这么大的考核压力，我换到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农业社会时代还好说——村子里一共就这么多人相依为命，我需要应付就这么些人，而这些人也的确对我的生存至关重要。农忙时有没有人帮忙抢收，直接关系到我能不能拿到足够多的收成，岂同小可。

但进入了高度城市化、市场化的时代后呢？

绝大多数由熟人承担的义务都变成了商品服务，由可以再也不用打交道的陌生人来满足。到这个时候，我再承担如此大的考核义务，就显而易见的很不划算了。少一个关系，少一堆考试。谁都不认识，约等于逍遥自在。

日本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这这个“论迹不论心”的基本方法论上，并不出在日本人自己对爱的渴望不足上。

如果真的渴望就不足，那么还何必哀叹、痛苦、自杀呢？

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很好的解决了一个问题——ta们用了一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权威性的解决了这样一个课题——对爱的核心原则的理解和遵从，是不能用“学会标准操作”来替代的。

迹不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