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有很大的经济原因。

举个例子，古希腊的献祭动物就是来自领袖家族的奉献。献祭会用掉牛的头和内脏，但是牛身的其他部位则会按照严格的手段烹饪，按照严格规则分给所有来参加祭典的民众。因为献祭者的慷慨，一次就足以让数百甚至上千人饱餐几顿，甚至吃上一周，所以十里八乡够资格参与的人——这往往是指家主——尤其是比较贫穷的那些，会非常乐于在这个时期进城参与祭礼。

在这种祭礼上，往往要宣读神谕，并且往往有用动物内脏占卜解读神谕含义、用动物血清洗罪孽或者认证新的祭司、加冕新国王，以及进行公共演说、辩论、举行选举这类环节。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就很容易看懂这种安排的必然性：

你有需要全民知情或者同意的事务，在文盲率极高、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通过临时通知或者发布公告的方式来完成的。同时，物质又很匮乏，人民忙于土里刨食，也没有动力无来由的奔波几十里地。你要聚拢民众，为他们解决食宿是必须的、起码的，不然这么多人来了吃什么？住哪里？

住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专门选择少雨而天气温和的节令来解决，这样只要简易的背阴的露天棚子就可以提供临时住宿。甚至直接席地而睡而问题不大。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希腊这种地中海气候适合搞广场民主的一大自然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祭祀对日期非常敏感。

但是吃就复杂了，那没法搭老天的便车。你不太可能要求来听你说话的人还自带干粮，而如果连吃的都没有，你根本无法把人群聚集起来进行任何事务。于是很自然的，奉献祭品就成了完成这类事务的绝对必要的物质基础。

很自然的，会大量奉献的人往往也是在这些公共事务中有重大利益的人——比如，要确立继承人权威的家族首领、要宣布战争的君主、要联姻的领主、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希望推动政策的政治家、要颁布新法令的总督、要当众执行审判和刑罚树立新权威的领袖……而由ta们大笔奉献，为聚拢人群提供美食，一方面是客观上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大大的有利于因此聚拢的民众对他们的目的抱有善意。开玩笑，人家免费请你吃了一星期的牛肉羊汤，每天都有精彩的神前演出供你观赏，无论对方要说什么，你怎么不会抱着最大的善意去赞成、理解、接受和原谅？

而从食品安全方面，献祭严格的仪式在这些食物的处理手法、完成质量上有极端严格的要求。要知道，这些食物首先要由神享用，献上有缺陷的动物、瓜果，那是对神的大不敬，不用说是显而易见的重罪。要是被人吃出老鼠头或者淋巴结，献祭的、屠宰的、监督的甚至烹饪的，自然有人要付出生命代价和沉重的zz代价。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而巧妙的是，这些祭品要如何挑选、要怎么宰杀、要怎么切割、下几两盐、用什么柴、要煮多久……全都以宗教礼仪的方式做了明确的、严格的限定。那意思是你吃到的绝对就是统一的出品，而且每年味道都一样。所以质量如何，你跟周围的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知道，你想要借“这个我觉得不好吃”闹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所以，实际上“献祭”是在古代推动公共事务、维持政治运作的关键要素。离开了献祭，一个部落、城邦、国家将根本无法在古代条件下保持运转。祭礼为公共事务提供了一切物质、形式、程序和效力上的保障——正所谓国之大事，唯戎与祀。

你对此认识越深，你越会发现这种解决方案的优雅和绝妙，成本极低而成效极高，而偏偏几乎没有技术上的门槛。于是很自然的，一切文明古国都有非常丰富、完整和悠久的祭祀传统。

然而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礼崩乐坏的问题，以至于中国人——甚至不止是现代中国人——极早就开始谈论“繁文缛节”、“尸位素餐”问题？

那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政治发育方面极为超常，在极早的时期就脱离了城邦、村寨自治的生态，进入了依赖行政官员、地方文化教育和文书、传驿系统来实施社会管理的模式。这不需要将全国臣民定期聚拢到首都，先请他们吃几天好的再聊。国家太大，这根本办不到。并且国家已经大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君主、总督们要面对的问题的宏观程度远远的超出了老乡们能通过听几场广场演说就理解明白的极限。

于是在中国，这些由天子执行的祭礼离一般民众极其遥远，也仅有意识形态上的作用，远不像希腊雅典或者罗马那样有现实的、全民的、具体的意义。绝大多数臣民一生都不会参加一次皇帝的祭天大典，甚至连转播都听不到看不到。而他们参加的家族、村寨祭典——这个十天半月就有——却根本不会讨论已经被国家管理的法律、行政命令问题，只能在此之外讨论一些婚丧嫁娶、营建、内部纠纷问题。这虽然仍然重要，但远远的不如祭祀礼仪对长期保持高度地方自治状态的其他文明的重要程度。

所以中国人对祭祀有特殊的疏离感，会觉得其他文明对这些宗教事务的虔诚态度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