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实际上是阶级标志。这其实是在问“军队为什么要有阶级和阶级标志”。

似乎这个问题可以简单的描述为“因为没有建立层级指挥系统或者这个系统不够严肃的军队容易败亡”。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军衔实际上是私兵向官兵发展的结果。

私兵因其团队规模极小、从属关系近乎绝对固定，事实上没有军衔概念。并且他们还会反对任何外部强加的军衔制。因为军衔制意味着他们的部队应该随时可以因为一纸调令接受某个其他军官接管而不发生任何组织心态上的问题。对于各位军主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了。身在军衔制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古代武将为了防范这种危险，几乎人人都会或明或暗的任用子女、亲信、乡党、门客、熟人来充任自己部队的“公职”，实现对军队的私人控制。层层叠叠的野心之下，国家法律意义上颇为完善的的“军衔制”实际上被架空了。

其实单独讨论制度意义上的“军衔制”的话，中国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秦国实行了军事改革之后发掘了大量人力资源。所谓“入则为民、出则为兵”，耕战一体的动员制度，意味着秦军势必要求实现军官与部队的分离，没有军衔制度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大一统国家，凡有官军制度、由国家支付军费的部队，其君主都必然想要保住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于是无一例外都尝试过贯彻军衔制。乃至于到了南宋登峰造极，为了防止藩镇、剥夺了军人的指挥权，并且强行实施轮换制度，被后代不绝于耳的指责“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问题是在近代以前，实行“军队国家化”存在两重难以解决的阻力：

1）古代军队因为军事技术的原始，相对现代有极大的独立生存能力，不像现代化部队必须严重的依赖于物资补给和大量后勤服务。古代军队唯一绝对必要的物资其实只有粮食，而粮食丰富的存在于一切有人的地方。除非孤军戍守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否则军队谋反是不难维持其战斗力的——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因为谋反而得到更多的物资、能提高战斗力——1）直接抢劫比等待调拨来得快多了。2）在略尽粮食财物之后，失去食物的居民将别无选择依赖军队的施舍来活命，不得不“志愿参军”。叛军仅凭不断的劫掠、裹挟和机动就能支撑很长时间。国家没有能力通过简单的掐断后勤供应来控制来大幅降低叛军的战斗力，无法保证官军比叛军真的拥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在控制军队上不得不严重的依赖“兵将隔绝”的轮换制度，强行搞“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甚至文官领军——文官可以一纸调令更换，武将却不行。否则稍有松懈，即成藩镇，藩镇一成，则军衔体制将立刻架空，这时再想强行更换指挥官常常要以“以宴会为名赚来直接杀死”这种极端手段，否则几乎等于通知对方造反。

2）在藩镇未成的阶段，国家又无力将庞大的部队本身完全标准化、职业化。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就尝试过使用标准的军事操典来实现与军衔制匹配的正规化部队体系。但是很遗憾在古代的执政能力下这一直没有真正走通。没有标准化的部队，指挥官就不能走马上任立刻发挥战斗力，就必须要与部队熟悉磨合。而这磨合的成本是和频繁调任的防范手段直接矛盾的。于是强行推行军衔制和国家化，在管理理论和实践双不足的前提下一定会导致军队的实际战斗力急剧下滑。

这就形成了古代帝国的奇特循环——国力强盛，天下无敌时，就想搞国家化、军衔制，然后军事实力急剧下滑，爆发危机。然后要么死抱着国家化不撒手，亡于军事失败；要么不得已稍微松动导致新军阀集团的崛起，亡于藩镇私兵集团。一番混战后统一天下的新君主从头想要实现杯酒释兵权、再次开始国家化进程，再次走入这个循环。

但是失败归失败，这不能否定掉中国曾经扎扎实实的推行过与所谓“现代欧洲军衔制”相比毫不逊色的、本质上完全相当的军衔制度——如果不是狭隘到只把中尉上校称作军衔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反问一句——中国哪个朝代没有军衔制？换句话说——中国一搞军衔制发现自己根本用不着使用“路坦尼特”之类的译名来命名军衔，而是极其妥帖的有“将校尉士”可用，这并不是简单的源于“汉语表现力强”的“巧合”，而是有内在历史原因的。

其次，即使以中国近现代的军衔制而言，是不是该被认为是“源自西欧军衔制”，这本身就不是个可以一拍脑袋认为不言而喻的问题。虽然受过“操练新军”和“军事顾问团”的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军队从未实现过印度军队那样的全盘西化。道理很简单——直到解放战争打完，中国军队也没有实现照搬西方军制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抄无可抄，硬抄者死。中国的“上校”，事实上从未真正等同过西方的Colonel。这俩职位，指挥的军队真的是一样的吗？打的仗是一样的吗？打法是一样的吗？权力真是一样的吗？我们练新军，舍去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这类称呼（老实说没有舍干净），但这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我们的上校、上尉就等于Cononel、Captain。中国军队在近代化、现代化之中的确曾多次欲以西方为师。但是请注意两条：第一、这是以之为师，而非以之为父；第二，这个师实则始终没有拜上。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容许自己按照西方的格式去组织自己的军队。即使勉强建立所谓的模范营、教导团，也从未真实落地。这是中国不同于它国的宿命——你想抛弃自我，从头再来，也不可能，因为你是中国。因此你压根就无法在任何自己有了传统的地方整个切断，去另起一个“源头”。强行这样做一定失败，或者实质上只不过挂上个名。无论是洋务运动、五四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乃至于GCD在自己的历程里多次曾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实施过的尝试全盘学习苏联的历史教训，都已经彻彻底底的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除非这事之前没有，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某种现状的源头在西方”这种现象，这不是什么“民族自豪感爆棚”或者“政治性学术”——在很多时候这背后不是什么民族自豪，而是浩然之叹——而是一种你就算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回头看欧洲自己的军衔制度。欧洲军衔制在各国之间沿用几乎相同的一套词汇，这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这源于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里有深入骨髓的雇佣军成分。雇佣军在各国之间变换立场，无意中建立起了“军事组织样式同步更新”的机制。作为专业军人，雇佣军完全以提高军事能力为唯一的改进方向，不得不说他们最早的领悟了“军衔重于职务”的要害。但即使如此，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有严肃的学术素养欧洲人会承认“The military ranking system is origined from mediaeval mercenaries”。这形同废话。有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甚至阿拉伯在前，西欧军衔制的发明权怎么可能轮得到中世纪雇佣军？军衔制作为一个idea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是由中世纪重新独立发明的。至于说认为“跟罗马有足够的隔绝，所以罗马对现代军衔没有贡献”——对不起，正常的学术规范显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否则按这逻辑，谁都“有理由可以认为”自己跟前辈“隔得够远”，还会有忘记了高中知识重新发明马顿定律的呢——人家高中毕业都三十年了，早就知道忘干净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跟牛顿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说“现代军衔制直接继承自西欧近代军事制度”，但要说“起源”，那就是欠缺学术该有的基本严谨。

谈论军衔问题还有一个常见误区——军衔制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军官，而在于士兵。军衔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将旧将校改成军衔制的军官，而是将旧武士改成了服从军衔制的士兵。军官其实没什么多大改变，是士兵有了重大的变化。士兵必须接受标准化的训练，必须从忠于某种私恩，改为忠于某种与个人无关的理念，必须受到军法审判制度的保护而免于指挥官对自己的生死的掌握。否则这种“军官可以迅速更换”的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勉强建立，也只会是以丧失战斗力为代价。实施军衔制的工作量绝大多数都是在造就这样的士兵、建立这样的制度上，而不是在给军官定级授衔上。

至于说“军衔制在军事上没什么意义”这种看法，则是视角瞄得太低的结果。如果没有切实实现军衔制改造，则会有“军官阵亡、则部队溃逃、一队溃散则侧背完全暴露、其他部队只能选择四散而逃飞速撤退避免被人包饺子”的本质的脆弱性，会导致“一场战役只要一颗银子弹就可以终结”的灾难。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军衔制度，那么敌人毫无疑问会转而使用说客、刺客、内应来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获胜的成算极大。你连列阵而战的资格和机会也不会有。如果是没有实现军衔制的部队互相作战，本质上只是两组头领带着巨量的保镖（甚至只是助威看客）对峙，战争终结于“老大”的终结或放弃。他们顶盔贯甲，旌旗招展，但他们算得上军队吗？除了造成巨大的后勤负担和经济灾难，他们那里存在什么军事能力？这是欧洲雇佣兵、玄甲兵、白马队、八旗兵这类精锐部队“满万不可敌”的关键秘密。别人打败他们需要杀伤他们百分之几十，杀到无将可替，他们打败别人却只需要杀伤对方百分之几——百万军中只取那几个首级便罢，于是就算是以一敌十他们也是优势方，更不提十分之一的部队规模意味着几十分之一的供给压力，意味着“神速”。这基本就意味着无敌。这就是所谓“哀兵必胜”“兵在精不在多”的秘密——哀兵、精兵都是有效的实现了军衔机制的部队。精兵精于何处？并非在于身强力壮、武艺超群、装备出色，那些其实是百战百胜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精兵精在组织内全体士兵对全体军官的服从，全体下级对全体上级的服从——无论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也能有效维持的服从。这一点做得越彻底，军队才越称其为军队。这就是军衔制的本质，事实上也是军队与其他暴力集团的本质区别所在。做到组织内全体下级服从全体上级，你便是一支军队，破衣烂衫也罢，瘦骨嶙峋也罢，手无寸铁也罢，你的军官是叫千总也罢，是叫百夫长也罢，是叫上尉也罢，你仍是一支军队。这些军官的官位，便是军衔，而不只是“职务”。做不到，人强马壮也罢、武艺高强也罢、自称司令也罢、号称无敌也罢，你只是一啸聚团伙，乌合之众。你的称呼硬套用军衔名，也只是过家家，探讨它“来自哪里”毫无意义。

军衔就是这么回事。

——————以下是个老答案，是为驳斥所谓“现代军衔制起源于西欧军衔制”这种拍脑袋观点而随手写的。当时没什么细组织，上面这个版本更好。—————

军衔阶级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军制下才有意义的东西。军人不是武士，不是某个领主的武装仆役，是国家军队（或者某种很难依靠熟人关系来维持指挥体系的军队体系）的一员，指挥关系随时会因为国家的需要而发生改变，国家也不允许军人的忠诚附着在任何一个特定上司身上。这时候军衔阶级制度就发生了绝对必要。因此要论述军衔的起源，去欧洲封建领主身上找是完全找错了方向，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军团长百夫长这些的军职才在本质上更接近现代军衔制。至于给“现代军衔”冠以一个“起源于西欧军衔制”的判断，则没有任何实际学术意义。“西欧军衔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起源于中世纪封建领主，而是封建时代结束、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因封建制武装形式无力承担国防重任，对帝国军制的复兴的结果。首先就是抛弃“私人武装大联合”这种基本形式的结果。

谈论军衔制还有一个隐形的障碍——那就是“军衔”这个命名。中国自己传统文化里职官体系庞杂混乱，有职、有品、有级、有衔，还有差遣。互相交叉重叠，乃至于大家都互相交融了。深刻的讲，这个“衔”字被“荣衔”，“加衔”这种混账做法给污染了，它原本应该是上古三公九卿制里的阶级，但是后来却被严重的虚化成了待遇和荣誉的象征。也许当翻译rank的时候用这个衔字是想突出军人的荣耀与优遇，但这种做法却强烈的扭曲了“rank”这个词的含义。（后文会说明，这种安排也许是故意的。）现代的军衔制本质上是赤裸裸的阶级制，纯以贴切论，根本不该被翻译为“军衔”，而应该是“军阶”。一旦把问题还原为成“军阶/Rank是怎么回事”，谁还会去向中世纪领主要答案？而军队为什么要有“军阶/Rank”，还需要特别解释吗？又有谁会认为军队可以没有Rank System？

第二个层面，是为什么现代化军队强烈的强调军阶。答案里有自称“解放军没有军阶照样打好仗，只要有职务就行了”。这逻辑是混账的。没有xx也没灭亡，根本不是xx不必要的合理逻辑依据。按这么说，没有原子弹也打赢了抗日战争甚至朝鲜战争，搞原子弹干什么？

中共事实上一直高度重视军阶，只是一直没有条件去推行。——控制区分成大量彼此近乎隔绝的根据地，电报都没有，要靠交通员人肉带情报，不把军事组织形式交给各地自决，是想自取灭亡吗？而既然交给给各地自决，不客气的说，一直到自卫反击战，中国有哪一年有过真正的喘息之机去实施严肃的军队正规化？那之前连统一服装都还没有做到，军队在wg期间连军火库都会被哄抢。别说军衔制，连军种都没有理清。这是因为有心无力，不是因为“不想”和“没有必要”。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军事指挥者都不会去否认规格化、一致化、非特定化的指挥关系会提高部队在伤亡损害了既有指挥结构时的韧性。故所愿，实未能也。说得更透骨一点，在一个国家内会出现反对和贬低军衔制的论调，本质上是因为有人想对抗军队国家化，企图保持长期军事主官对军队掌握的个人特殊优势。哪怕是本质上为皇家军队的英军都不能忍，何况社会主义国家呢？建国以后狠批军队体系“山头主义”，严厉批评“游击战也打赢了国民党”的论调，直接斥为流寇主义。这其实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军队国家化的革命。没有彻底军衔化，一到战时，调动部队担任任务就不得不顾虑主官的个人心态，真的痛下决心拿掉主官，会让部队战斗力下降几成。这种隐患是现代国家绝对不可能容忍的。算完这笔根本账，才谈得到军事指挥的效率问题。

而从效率视角，军衔制是近代战争的绝对必需品。无他，伤亡太大。自动武器、火炮、轰炸机、装甲机动这些新战争技术大大的提高了伤亡率。如果一只部队不能不断的自行再次毫无歧义余地的反复组织指挥链，它根本就不该被认为是可用的战斗部队。派这样的部队上战场，在寸土寸金的战略空间里承担任务，简直是对其他部队的不负责任。一旦它受到重击，不能在几十分钟内进行再组织，面对机械化部队，一切都完了，兄弟部队都完了。不要拿自卫反击战说事。那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整个亚洲战场打的都是落后一个阶段的战争。如果有下一次大战，那绝不会更像对越战争和抗战，而一定会更像海湾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再打一次自卫反击和抗战，你连装甲车都不需要，的确是不用军衔制，再打一次海湾战争试试？你要是听到隔壁装甲旅团战阵亡之后通信频道里一群军官在商量到底由谁挺身而出，或者两个都挺身而出的在辩论谁的职务更高，这群人全部该上军事法庭！坦克越野时速几十公里，语音通信干脆是实时的，这跟抗战时候几天才有一道命令是同一种情况吗？你商量一小时敌军都打到你身后去了。

至于说“年轻的少尉和资深的士官长”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指挥权在少尉无疑，但是少尉毫无疑问应该高度依赖士官长。战后除非大家都死绝，否则否决士官长建议而导致重大伤亡你是要对军事法庭解释你的合理理由的。“指挥失职”并不是无责的，一样是可以判死刑的。否则那么多军事主官只是“作战不利”而已，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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