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这个机会说说“帝国病”问题。

首先，定义一下帝国。

帝国的定义包含两个要件：

A）在自己的场域内拥有对每一个单独的对手的压倒性优势，而且因为这个优势已经维持甚久，所以已经拥有了“不败神话”。

B）帝国利用了这种优势地位，兑换了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利益，并基于这些经济利益孳生了相关的人口和经济组织。

帝国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有没有一个皇帝，都并不影响符合这两个要件的国家成为实质上的帝国，因为这两个要件决定了它必将染上帝国的行为模式。

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它自称自己为“达克”，并不影响你判断它是一只鸭子。

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要件就一定导致帝国病？

因为“不败的神话”创造了额外收入，谁能忍住不把这份收入转化成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建设项目、新的机构、新的人口？

而“不败的神话”却有天生的脆弱性，可能在一夜之间破灭——人世间从无长生不灭者，谁能确信自己永恒不败？

一旦这神话破灭，则这份因之而来的收入就会飞快蒸发。但收入可以一夜蒸发，仰赖这份收入的事业、人口和组织却无法蒸发。这必将引起帝国内部的重大利益再分配，导致帝国内部秩序的重大挑战，甚至演变成灾难。

帝国当年有多荣耀，凭借不败神话赚取的利益有多大，由此而来的繁荣有多宏伟，这时就有多难消解的冲击。

尤其是，由于帝国一定是竭尽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帝国往往也已经处在精疲力竭，无法阻止它发生的状态。

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斜阳缓缓下沉”这种体面的退场反而是一种善终。

犹如双子楼那样，上半截倒塌下来，携带着巨大的动能连同下半截一并毁灭，这是帝国最大的噩梦，而且恰恰是帝国退下历史舞台的常态。

显然，帝国必须要竭尽全力避免这个噩梦成真。这就意味着帝国不由自主要转向这样的行为模式：

第一，帝国将不可避免的要去制造分裂和矛盾。

因为尽管强大的帝国们的实力相对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而言都有无可质疑的压倒性优势，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强大帝国能做到“凭借一己之力胜过所有其他国家综合国力的总和”。所以帝国的不败神话一定要仰赖于所有潜在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它们不能团结起来成为它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就使得它必然要渐渐化身为恶行昭彰的麻烦制造者和实际的邪恶根源。而这种行为又反过来种下报复的种子，增加了深刻的仇恨。这种仇恨无疑增大了帝国所需要维持的武力的规模，从而转化为庞大的成本。

第二，帝国有强烈的冲动去插手一切国家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帝国倾向于扶持必须依赖帝国的时刻托举才能维持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对低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力。

但这种扶持却是一种陷阱——或者自己所扶持的对象并没有得到主流民意的认可，而成为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并成为宗主国的一个污点，一个道德脓疮；或者“幸运的”，这些人获得了主流民意的认可，作为反对党推翻了原有的政权而上台。这时候他们几乎总是会选择摆脱原有的扶持者，转而迎合自己获得的主流民意，去主张不可能令宗主国满意的主权和内政自由——仍然变成一桩亏本买卖。

上面这种行为模式，就是帝国主义四个字的本质。

而帝国主义的行为模式定义了帝国。

帝国的生命公式，就是“由霸权所带来的额外利益”要大于“维持霸权的成本”。

而帝国的致命问题（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帝国病）就在于——维持霸权的行为本身，就注定会一方面不断推高维持霸权的成本，而在另一方面恶化霸权崩溃的后果。

由霸权所带来的额外利益，总是会被食利的内部集团吃掉。从而使得要弥缝飞速升高的霸权维持成本越来越困难。终有一天，这会变成亏本买卖。

但是因为崩溃的后果已经积累得过于严重，这亏本买卖必须一直做下去，一直一直的做下去。

帝国的宿命悲剧在于，这个模式从数学上不可持续。

总有一天，不败的神话破灭，审判日到来。

一切踏入这条帝国主义之路的强国都总是挣扎着迈向这个单向发展、几乎没有回头路的病程——

第一阶段，新生的强国心怀美好的理想。它真心实意的想要成为世界新的公平、正义与自由的守护者。它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所到之处都被视为解放者和繁荣的缔造者。它也因为这种极为有利的局面而飞速的深入到势力范围所及的全部国家的经济生活之中。

第二阶段，在正常的经济交往之中，强国的商业力量与其他国家的本地人发生了争执和冲突。这看似只是简单的冲突，但却引发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当地人有无权力贯彻实施当地人自己的正义观，享有自己的司法独立和应有的主权？

公平地说，这个新生的强国并非没有尊重各地主权的初心，但是它面对两个自己无法处理的心结——第一，它全身心的相信“落后国家”的与自己相矛盾的理念本身是错误的。而且是那种理念上无法容忍、原则上无法认同的错误，那种从意识形态而言在远景的将来无法容忍的错误。而他的这种无法放弃的自信就来自“如果他们是对的，据应该是他们比我们强大”，“我们的强大说明上天/历史认可了我们的理念”——换言之，就来自他们自己的实力自信本身。

第二，他们无法不注意到自己作为最大强国、解放者、繁荣缔造者，自己在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这无法不让他们产生“我们应该收取某种秩序稅”的心态。以最低限度而言，他们无法抑制自己的“合理诉求”——最起码，我们应该享有某些特殊优待，其折合的利益应该足以弥补我们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

否则我们的强大不但不是我们的祝福，反而成为了我们的诅咒，不是吗？

因此，他们将极难长期默默承担这种不公正的（豁免了秩序稅却连优待也没换到）、可以避免的（只要动用武力，就能免于遭受屈辱和损失）、而且是荒谬的（因为对方的法律“原始落后”）待遇。

即使一时可以出于对帝国病的警惕而自我警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继续坚持毫无收益、撕破却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巨大利益”的结构会造成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冲动。

至少，它无力阻止新生的强国去以“最大的节制”争取“最起码的公平”。

而即使是这以最大的节制所做的最起码的要求，仍然一样会被对方认定为蛮横的干涉和仗势凌人。

“无论我如何自我克制，仍然摆脱不了最终被认定为恶人的宿命，那么，我又何必为了这留不住的虚名放弃那么巨大的现实利益呢？难道两头落空？”

第三阶段，新的强国开始积极运用自己的武力优势，寻求在各个地区尽可能大的不对等的优势地位。涉及我的司法纷争，你们必须自己判我赢，或者免除我可能受到的惩罚。

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引起反抗，因此我要进一步的发展军力，我要遏制你们的发展，我要不断的杀鸡骇猴，我要不断的消灭竞争者，我要深入你们的国内、手握随时制造动乱推翻或瘫痪敢于坚持威胁我地位的“敌对政府”，我要制造你们之间的对立，将你们彼此合作的成本抬升到你们无法承受……

到这一阶段，新生的强国已经彻底的发育成了新的帝国。如前文所述，进入了一个越赌越需要赢，越赢越需要赌，而活在“我知道没有人能永远赌赢，而我也知道我一旦输掉可能被总反攻、总清算”的恐惧之中。

逐渐被这恐惧淹没，一件一件的把自己全部的核心资产压上赌桌，换取下一把坐庄的抵押。

首先它出卖的是自己的理想、最无关紧要的盟友，接着是自己的信用和可以忍受牺牲的盟友，最后是伦理的底线和全部的盟友。

这已经是帝国病的末期了。不幸（或曰幸运）的是——并非每个帝国都能走到这个末期。

历史上大部分的帝国，都在末期之前就已经因为其他原因崩溃了。

说不幸，是因为丧钟提前鸣响，甚至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说它幸运，是因为未至末期就发作，帝国往往会经由倒塌的过程摆脱掉病态的负担，在灾难中锤炼出一个新的精英团体，成为下一次国家复兴的种子。

真的发展到末期而决堤，帝国就万劫不复了。

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帝国们，细细的分析下来没有一个不是沿着这条轨迹走向地狱。

一个例外都没有。

强大的，必要“公平”；要了“公平”，必然演变为凶霸；凶霸必然引致对报复的恐惧；这恐惧必导致卑鄙，导致它去一切国家制造动乱与分裂；这些动乱与分裂迟早导致众叛亲离、外敌得助。

那时候就是内忧外患，遍地干柴，一点点风吹草动，一点点小面子的损失，就足以导致帝国崩溃。于是它最终崩溃了。

要到何时才会有一个强国摆脱这个宿命？

需要有强国历经无数次帝国轮回，去从无数的历史教训中学会强者最难学会的能力——仁爱。

要相信仁爱而受损，要胜过霸道而获益，要面对着仁爱所带来的损失，仍然深深的相信霸道所带来的利益是绝不能触碰的海洛因、不归路。

只有这样的国家，有机会真正的从“单打独斗天下无敌”，挺到“胜于所有可能敌人的总和”。

只有这一条出路可言。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有一个民族，在他天下无敌的时候，却能相信“被打了左脸，还要送上右脸”是对的。

难如登天。